闲人LIFE

  我通常写书评的对象都是名著或畅销书。即便中文读者相对陌生的，大抵也是在外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书。所以我习惯了开门见山。但这次要谈的书是一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读、甚至压根没听说过的自出版游记，容我先铺垫一下。 我经常自诩为野生作家。「野生」意味着非主流，不为人知。我没在传统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没经由正规商业出版社出版过任何书籍。但我并不对「作家」二字感到害羞，因为我十多年来笔耕不辍，写的随笔、小说、书评、游记加起来有上百万字。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很多。高等教育普及，普罗大众都有能力写作，这并不是一小撮精英的专利。再加上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提供的便利，有台手机就能在网上发表文字。所以自然涌现出了一批野生作家。这些无名无利的作者，往往动机更单纯，创作热情也更高。 马特就是野生作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得知他是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写作网站Matters的用户，不过并没有私交，甚至没互相留过言——这方便了我接下来实话实说。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一篇自述。他说自己用三年时间做了八次旅行（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历史文化探访」），试图出版攒下来的笔记，但历经二十个月、遭受三十一次拒稿后，最终放弃，改为自出版。前四次国内旅行写入了《铁锈与孤岛》，后四次国外旅行写入了《盲目流动》。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固执（我欣赏怪人，这在我看来不是贬义词），还有点儿悲情色彩。 我读了《铁锈与孤岛》的后记，里面提到一个叫马小星的人写了一本《龙，一种未知的动物》，试图证明龙的存在。我很喜欢马特写的这段话： 「他（马小星）的考据和走访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民科的笑话，认真地引经据典不过是为这个笑话增添了一些无谓的悲情色彩。但我却很欣赏他，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本身。今天的人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一些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情上，恐怕只有一些猎奇向的亚文化自媒体还会提及，那也不过是当个话题吸引眼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短暂了，这其中还要去掉大部分为了生存和他人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真心热爱的一件事情，哪怕只有自己相信，又能认真去完成，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这段话激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作为一个野生作家，所做的又何尝不是许多人看来很荒谬的事。后来我又了解到马特与我年龄相仿，都是辽宁人，又都从家乡跑到大城市。这些相似经历让我对他更有兴趣，仿佛是考察平行...

  每次给母亲打电话之前，芳都要酝酿一番。一方面是想想接下来该说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平复情绪。要是情绪太差，就改天再打。可一个星期总归要通一次电话的。 母亲好像是一个情绪黑洞。当她向芳抱怨，甚至哭哭啼啼时，芳自然难免受波及。可是即使母亲情绪稳定，也总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戳中芳，让她瞬间低落下去。 母亲近几年连绵不断的攻击手段，无非是敲打芳已经三十岁了，是个大龄剩女，问她到底什么时候结婚。芳死咬着不接这个话茬。耗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开始迂回攻击，每次都提亲戚朋友家有某某男性，一表人才。 人选越来越离谱，上次她竟提到一个朋友在荷兰打工的远房亲戚。芳简直莫名其妙，说，可是我住在法国啊。难道离得很远吗，母亲问。芳哭笑不得。 芳同样要掂量哪些事可以告诉母亲。不能全是太琐碎的小事，弄得像跟火车上的陌生人谈话一样。可芳也不愿意说太具体的事。两人之间的隔膜已经太深了，距离拉得太远，让芳已经无法、也不愿意再暴露真实的内心。 艾丝黛尔总喜欢用这个理由劝她跟母亲出柜：你能接受母亲一辈子都不了解你吗？其实母亲不了解的，何止这一件事。芳经常觉得，她们母女根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人，只是被血缘强迫绑在了一起。 有一次母亲跟她说，还记得芳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一次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母亲虽然听不懂她讲的是什么，但是觉得很骄傲，说之前还一直以为她是个傻姑娘。虽然母亲说这段话是好意，但芳却只听到了“傻姑娘”三个字。原来我妈一直把我当个傻子。 芳年轻时确实傻里傻气的。个子高，身子又瘦，受学校苦读的折磨，戴着一副厚眼镜，又驼背，头发也总有些乱。她笨手笨脚，不会做家事，也不会打扮。在母亲眼里，芳就是一个失败者。母亲不止一次在芳面前唉声叹气，说你看邻居家的谁谁谁，多么水灵，多么懂事，再看看你。 但芳并不是个自卑的人。相反，她一直心高气傲，没太把周围人放在眼里。她死命地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蹩脚的小城。离开故乡这么些年，她竟没生出过什么思乡的念头。日子久了，记忆里故乡的轮廓渐渐糊了，几乎跟别的城市混成了一团。提起来，脑子里浮出的，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下，一片片脏兮兮的老旧住宅楼。 虽说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她却并没因此多受重视。有个她曾经挺喜欢的小学老师，有回对她说：也许，你将来最多也就是当个白领？芳听了，心一下就凉了。她眼下的确只是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那位老师算是一语成谶。可小小年纪就被大人划定了人生的上限，终归是...

  亨利·詹姆斯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语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很有意思的是，在读他的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评价。赫伯特·威尔斯揶揄他的风格就像「一只河马努力想捡起一颗豌豆」；E.M.福斯特批评他为了追求美而牺牲了太多生活实质；毛姆也写了不少嘲笑他的轶事。 等我亲自读他的书，毫不意外地发现他的文字冗长造作，绕来绕去不知所云。我勉强读完了《黛西·米勒》《螺丝在拧紧》和几个短篇，至于像《奉使记》这种长篇，只读了个开头就受不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亨利·詹姆斯在我脑海中就是一个老派、拘谨、古怪且秃顶无须的矮胖老头，我几乎没想过会再碰他的书。 谁知时过境迁，我竟然会把一本以他为主角的传记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不到一周就读完了，甚至觉得这是我过去两三年读到的最好的小说。读完意犹未尽，居然又主动找回亨利·詹姆斯的书来读，真是奇了怪了。 首先要声明，《大师》是一本小说，不是严谨的传记。亨利的一生波澜不惊，没有任何曲折离奇的事件。他在半个世纪里每天勤奋写作，其余时间就在欧洲各地旅游、赴宴。他是一个非常被动、极少采取积极行动的人，是一个彻底的人生观察者。如果单从外部描写，他的人生一定无聊透顶。这本书的妙处，恰恰在于着重描写他的内心世界。书中提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有据可查，但亨利的内心感受全是作者托宾（非常令人信服）的虚构，毕竟没人能确知另一个人的内心。现实中的亨利极重隐私，把自己藏得很深，晚年甚至烧毁了所有信件。他大概难以想象，一百年后居然有人能把他琢磨得这么透。我觉得书中的亨利比现实中更可爱些，但这两个亨利在本质上无疑是高度重叠的。 这本书选取的时间点可谓独具匠心。故事始于1895年，那年亨利的首部剧作上演，那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故事结束于1900年新年，那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亨利进入「大师」阶段的起点。 亨利漫长的写作生涯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风格相当传统，以文字清新著称（当然在今天看来依然老派），代表作是《黛西·米勒》和《一位女士的画像》；第二阶段他尝试写剧本，毕竟在那个年代写剧本才能发大财。亨利试图向市场低头，可这种「屈尊俯就」却完全不奏效，剧作首演被观众痛骂，彻底失败。也正是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转向以主观心理视角为主，开始变得晦涩，著名作品有《螺丝在拧紧》。第三阶段是进入二十世纪后，他重新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将个人风格推向极致，写出了最著名也最难读...

  写到这里，这个故事算是搭起了一个还算完整的骨架，但充其量只是个梗概，离真正的「小说」还差着一口气。 目前大部分段落都像是一份客观的结项报告，只是在平铺直叙地交待事实，而不是在带有呼吸感地「展示」生活。就拿这一句来说：「K、L和N三人忙得焦头烂额，每天从早到晚疯狂地写代码，有时干到晚上八九点。」 在文学的显微镜下，这句总结太干瘪了。这三个人写代码时的姿态有什么不同？是一个人对着屏幕咬牙切齿，还是另一个人靠不断抖腿来缓解焦虑？那堆代码到底像什么样的迷宫，让他们在逻辑的死胡同里撞得头破血流？ 要把这几行字点化成小说，我得钻进那些具体的瞬间里：午休时，三个人围着自动贩卖机那杯难喝的廉价咖啡，会交换怎样的眼色和牢骚？K在晚上九点走出办公楼，冷风灌进脖子时，他的脑海里是还没解开的Bug，还是路边快餐店的招牌？那种被加班榨干后的空洞，又是如何一点点腐蚀掉他下班后的私人意志的？ 只有当这些概括性的陈述，退化成一个个有对话的节奏、有动作的停顿、甚至有办公室冷气噪音的感官场景时，这些人物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作为一个读者，我过去其实并不欣赏巴尔扎克或狄更斯那种传统的写法。总觉得他们小说里充斥着长篇累牍的人物外貌、室内陈设和风景描写，实在有些老套。 但直到自己开始动笔，我才意识到他们身上那种天然的小说家气质。那种强大的视觉想象力，绝非一日之功。就拿故事开头那个开会的场景来说，我敢说如果换成他们，或者是斯蒂芬·金，一定能凭借细腻的感官捕捉，把那个狭小的空间和压抑的氛围扩展出好几页的篇幅。 写对话同样考验小说家的基本功。像《水浒传》和《红楼梦》这种顶级作品，角色只要一开口，哪怕不标出姓名，读者也能听出是谁。 遗憾的是，长期在法国生活让我的这种文字敏感度变弱了。每天在工作中使用英法双语，写作时却要切换回中文，这种割裂感让我习惯了只去捕捉语言的「含义」，而忽略了具体的「表达方式」。我发现自己很难写出那种鲜活、生动的对话，因为每次动笔都像是在几种语言之间反复折算，那种中文里原汁原味的灵动感，就在这一道道「翻译」的过程中逐渐流失了。 除了视觉和听觉，一个出色的作家还应该激活读者的全方位感官。除了会议室难闻的体味和廉价咖啡的苦涩，故事里应该还有更多细节：比如机械键盘略显生硬的触感，中央空调冷风直刺后脖颈的凉意，长时间盯着屏幕后眼睛的干涩，湿冷季节里挥之不去的潮气。此外，还有那些微妙的生理反应...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N的工作才总算有了起色。作为职场最底层的开发者，她急需靠这个项目来填补简历上的空白。尽管她清楚xtech给的报酬远低于市场价，但她根本没有‘等下一份机会’的底气——那可能意味着连续几个月断了生计。她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这份苦差事练出点真本事，好在将来能有一点讨价还价的资本。在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可以剥削没钱的人，而像她这样的一无所有者，只能选择剥削自己。 在法国这些年，我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程序员。我们公司似乎格外青睐那些来自南美、北非或东欧的员工，理由很现实——大家都是「物美价廉」的代表。当然，身为中国人的我也不例外。大概是因为这种同病相怜的处境，我发现自己反而更容易和这些外籍同事打成一片。午休或茶歇时，我们总聚在一起吐槽法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抱怨那里的办事员有多不靠谱，或者是工作签证的续签流程有多么折磨人。也许这算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我接触过的几个南美同事确实性格极好，那种发自内心的乐观和外向，总能给紧绷的办公室氛围带来一点活力，跟他们相处起来非常轻松。 K、L和N三人忙得焦头烂额，每天从早到晚疯狂地写代码，有时干到晚上八九点。周末加班要给加班费，这在xtech极其罕见。但是在xtech这种创业公司，项目紧张期晚走是常事，而且没有加班费。因为人事用来算帐的工时单是按天计算的，这种加班被视为是「自愿」的，是「团队精神」、「对项目认真负责」。K有时觉得自己写代码时像是开了自动档，批量地生成低质代码，只要能不出错运行就算过关，完全不考虑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扩展性和运行效率高低。 M是项目经理，但是他并不懂编程，他的上一份工作是销售经理。外行领导内行是软件行业的常事。M理解不了软件开发充满了未知风险，总想依靠几个数字来管理项目，屡屡犯下愚蠢的错误，给顾客承诺太多，给程序员的支援太少。他是那种事业心非常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总不满足的那种人，永远哀声叹气愁眉苦脸。每次K跟M解释开发上遇到的问题时，K能感受到M其实没有认真听，M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完。 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样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让人苦不堪言。这种重量不重质的做法还剥夺了工作的意义感。K无法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他没有任何成就感。其实写代码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就像拼乐高积木一样，自己动手创造一样事物。可惜职业程序员的悲哀是：无法决定自己要写什么代码，又总要面对过短的截止日期。...

项目的进行比预想中还要更糟糕。项目开始了，可是T公司迟迟不能提供数据。这个供应链软件是以T公司的生产数据为基础的，如果压根不知道T公司的供应链设计，开发软件纯属空中楼阁。拖了一个多月才收到数据，可是数据错漏百出，前后矛盾。像T公司这种非IT公司，数据管理的水平往往非常低，数据库设计混乱，还有许多数据只存在于人工记录的excel里。每次收到T公司的数据，都要耗费许多时间清理。而且每次数据的格式都不一样，不能自动化处理。直到项目开始后第三个月，开发才正式展开。 在2026年初的今天，AI是IT行业最热门的议题。一个避不开的问题是：程序员会被AI取代吗？起码就目前来看，这还不太现实。 根据我的经验，实际动手写代码只占程序员工作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时间其实花在前期沟通上。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项目经理，程序员都需要把那些模糊、带有歧义的商业需求，转化为精确的、可执行的技术需求。 处理客户数据就很难完全依靠AI。举个简单的例子，客户数据经常存在缺失。比如一份产品全年的日销售额报告，偏偏缺了几天的记录。这几天的数据是直接忽略，还是用某个数值（比如当周的平均值）来填补？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AI「做一个统计按钮」，而不明确这些细节处理方案，背后隐藏的成百上千个类似的小问题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最终结果完全错误。 即便具体的代码逻辑可以由AI生成，但每一个处理细节的审核与决策，始终需要人工参与。除非客户完全不在乎软件的可靠性，否则这种逻辑上的「把关人」角色，目前依然无法被取代。 K在多年工作中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客户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在理想条件下，一个软件开发项目在一开始就定义好所有功能需求，然后就不发生变化了，程序员只需要按照合同手册写代码。可是现实中客户的需求总在变。每周和T公司开会时，T公司总是提出新的想法，好像改变功能只要用橡皮把旧代码擦掉，随便改改就行了。因为开发时间极其紧迫，K和L只能用非常急功近利的方式写低质量的代码，只要代码能正确运行就行，没有任何优化，也缺少灵活度，修改起来非常困难。这样不停的修修改改，进一步拖延了开发进度。 T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组人，这些人之间还存在着办公室政治斗争。T公司这样的国际企业，每年都会给各个部分分配资金。一个经理P主导了xtech的外包项目，他尽力说这个项目的好话。T公司内部的IT经理Q想要让内部人员开发这个项目，就一直挑刺...

  我没在故事情节上费太多脑筋。如果故事太离奇，那就偏离我抨击行业的主旨了。我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故事：公司接了一个客户项目，截止日期快到了，可是项目进度落后太多。这种事我早已遇到无数次。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开头，从折磨人的会议开始，多年工作已经让我对无聊的会议积累出生理性的仇恨： 开会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越长的会议就越折磨人。狭小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空气不流通，屋里挤满了难闻的体味。最烦人的地方还是心理上的折磨。越长的会议往往就越没用，讨论了好久也没个结果。反倒是速战速决的短会最有用，迅速交换有用信息。 目前这个会议已经开了超过一个小时，已经超出了注意力的极限。K已经开始走神，想法越飘越远，满脑子都是和会议无关的事。他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人还可以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言。他发现有些人热衷于开会，尤其是脱离一线工作的管理层，开会似乎是这些经理们展示自我的机会。 K已经开了一整天会。早上有团队的晨会，几乎没人听别人说什么，总是记不住谁已经发言了，谁还没发言；之后是项目会议，抱怨项目进展；现在又是和经理们一起开的紧急会议，讨论怎么解决项目问题。午餐时还有人开会讨论如何减少会议。 写到这里我卡住了。K走神时到底在想什么？是想那个穿红裙子的前台，还是想那行没写完的代码？为了让K显得像个正经的苦逼程序员，我决定让他想彩票。毕竟，谁没做过中五百万然后把辞职信摔在老板脸上的梦呢？ K想到了周一晚上买的彩票，今天就要开奖了。在工作最辛苦的时候，K有了一个买彩票的习惯。他知道买彩票的中大奖几率几乎是零，他只偶尔赢过十欧、二十欧，算下来一直都在赔钱。他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娱乐，给他一个美丽的梦，让他幻想有一天可以摆脱这样空虚忙碌的生活。期权同样是一个梦，有时看上去很真实，合同上清楚地写着数字，可是又完全抓不到。总裁动不动就给员工们画大饼，说今年是公司关键的一年。只要公司成功拉到投资，所有人都有光明的未来。K在三年前收到了公司的期权，理论上如果公司被收购了，K能赚到一大笔钱。凭着创业公司的期权获得财富自由是程序员之间流传的神话，K只听说过却从没见过。 这里提到期权，是为下文埋下一个伏笔。我想你已经能猜到，K不会遇到发大财的美事。 K在公司工作四年多了，刚来时还是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常被经理们忽悠。现在他已经看清楚了，越能说的人越不干实事。K苦读多年，在学校里没接触过勾心斗角，是一个单纯的理工男，选择...

  晨会之后，在厨房里喝咖啡时，我跟同事说我打算写一篇小说。在法国工作，早上的咖啡是重要的社交时间。尤其是刚开完一场会议，还没准备好开始烦人的工作时，所有人都想闲聊几句和工作无关的事，为自己的身心提供一个缓冲。当然，没有人想聊太沉重或是太私人的话题，往往都是聊些天气、旅游、电影什么的。同事真的是一种奇妙的关系，尽管每周在一起三四十个小时，却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每天在办公室里能听见几百次问候「你好吗」，而答复永远是「我很好」，虽然我无法相信上百人连续数年在生活中没有出现任何不愉快的差错。你永远听不到这样的实话：「我表哥搬到我家里了，因为他正在闹离婚，被他老婆踢出家门。我并非不喜欢他，可是家里一直有一个愁眉不展邋里邋遢的中年男人真的很糟心，我又不敢问他什么时候才会搬出去......」如果这样的对话有一天真的在办公室展开，一定会让人目瞪口呆。我不否认有少数几个人真的在办公室里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但是基于职业立场，我想最好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和同事发生利益冲突，没准你们都在竞争同一个岗位，或者你的同事突然变成了你的上司，这时总会有些尴尬。而且这也不利于公私分离，我讨厌在上班时谈私人生活或是在下班后谈工作，好像永远切割不开、放松不下来。我最谈得来的永远是其它部门的人，比如IT部门，他们乐于助人又不搞办公室政治。 书归正传，我正在跟一个IT部门的同事本杰明说起我打算写一篇小说。我是一个业余作家，已经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我经常跟同事聊起自己的创作。这是一个很恰如其分的话题，既比较私人，让人觉得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同时又没那么私人，不会让人感到尴尬。同事们也都保持着礼节性的兴趣，就像我听同事周末去滑雪和在家里种花、做木匠活时一样。但是他们几乎没看过我写的任何东西，一方面时因为我用中文写作，懒得翻译成法语；另一方面也是我懂得见好就收，并不天真地以为大家真的想读。有时我会想到，如果我其实什么都没写过，只是空谈，那该多有趣。也许我下次应该假装说自己正在组乐队，反正只是一个社交话题罢了。 重归正题，我正在跟一个总是听说我在写作、但是没看过我任何作品的一个IT部门的同事本杰明说起我打算写一篇小说。我说我有一个绝妙的点子，这个点子如此显而易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现在才想到，那就是写一篇关于程序员的小说。我已经当了十年程序员，经历了无数糟心的、荒谬的...

  政治是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话题。我在网上混迹二十年，写文章也有十年，却很少主动谈到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可否认，造成这种情况，起初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严格的言论审核，让我习惯了噤声自肃。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个人选择，我主动远离了政治话题，尤其是在来到法国、已经没有言论限制之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一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所谓的远离是指，当面临AB两个选项：         A.积极关注政治新闻，主动与他人交流政治观点         B.少看政治新闻，少发表政治意见 我一定选择B。 我的理由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一，我对于任何政治理论、意识形态都保有严重的怀疑。我在思想的方方面面都算是个怀疑主义者，我质疑宗教信仰，质疑传统道德，在政治上也不例外。我的核心观念是，但凡涉及到人的主观想法，都难以构成严谨的科学，没有终极的真理。我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我成长于冷战之后，世界上已经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绝对对抗，甚至可以说已经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在东西方还是存在着两套对立的政治叙事。我先后亲身体验了两种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环境，观察的结论是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坏。我在中国感受最深的是自由的欠缺，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打压；我在法国感受到民主制度的低效，左中右社会阵营的撕裂。我站在任意一边都能列举出许多理由反对对方。一个诚实的怀疑主义者不可能去积极地传教。 第二，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有一条鸿沟，即便有了一套完美无缺的理论也不代表能落实。尼采不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也不倡导独裁，但是政治理论家没法干涉政治家怎么去解读和实施他们的理论。政治最丑陋的地方在于人的贪婪和自私，对权力、金钱和声誉的渴望。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很少是深思熟虑后得来的，而是为了尽力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就以法国的现状来举例，退休人员支持马克龙的退休改革，因为延迟退休对他们没影响，还能为维持退休金提供保障；年轻人反对退休改革，因为要承担六十岁后继续工作多年的后果，利益被严重削减。还有是否征收「富人税」，穷人与富人的意见必然对立。说一句不好听的实话，一个人发表政治观点，往往并不反映他做了哪些思考，而是暴露他的屁股坐在哪里。 第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过度关心政治无法带来...

  这次来安特卫普居然没下雨，而且还有一天是大晴天。但是气温很低，寒风刺骨，每次出门都得全副武装。 安特卫普的圣诞气氛很浓，Meir商业街人山人海，每家店铺都挤满了人，尤其是礼物店。我一直对圣诞节赠送礼物的习俗不以为然，这有违我极简主义的生活理念。每次收到一堆小摆件小饰品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都胡乱堆在柜子里，越攒越多。老城大教堂附近有一家小书店，里面都是些恶趣味的怪书，什么《普京的生活指南》《川普的美丽诗集》《如何给你的孩子制造精神创伤》《肥企鹅比瘦企鹅更容易摔倒》之类的，还有许多屎尿屁笑话的贺卡。我猜这里的书十之八九都是作为礼物送人的，不知道收到的人有何感想。 晚上逛街又是另一种氛围，四处张灯结彩。市集广场尤其漂亮，灯火通明。圣诞市集很热闹，但总是老一套，每年都差不多，都是些卖热红酒、糖果、油炸食品、小玩具的小摊。 为了弥补之前没怎么参观景点的遗憾，这次去了三家博物馆。 第一个是鲁本斯故居，体验非常糟糕，有上当受骗之感。鲁本斯故居正在翻新修缮，施工将持续到2030年。我预想过很多房间会关闭，恐怕看不到多少藏品，但是这里依然开门，而且收十二欧元的门票，我猜多少总有些东西可看吧？实际上可以参观的只有花园和地下室。花园小到一眼望到底，冬天又没有花草可看，我绕了一圈看看园中雕塑就回屋了。地下室的「鲁本斯体验」是数字展览，就是播些视频，还不如在家里看Youtube。后来我闲着无聊，翻看大厅留言册上各种语言的游客留言，还有很丑的简笔画。我看到一条中文留言写着「今天吃火锅，明天烤肉」，旁边一条是「我想吃烤肉喝奶茶，越地道越好」，太好笑了。我从进门到离开，前后只花了半个小时，实在抵不上票价。可是这里进进出出一直有游客，我猜都是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就当是交旅游税了。 第二个是普朗坦-莫雷图斯博物馆，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同样十二欧的票价，却给我带来许多惊喜，完全物超所值。这里原为十六世纪的出版商克里斯托费尔·普朗坦和他女婿扬·莫雷图斯的住所和印刷工坊。安特卫普是欧洲重要的港口，在文艺复兴时期地位卓然，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商人和学者，是国际化的文化交流中心。普朗坦印刷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在这里可以看到海量的古籍、十六世纪的印刷机以及多语言的铅字模具，爱书的人绝对会喜欢这里。此外，这里还收藏了许多鲁本斯的绘画，以及精美的挂毯、家具、服装，可以一窥当年安特卫...

  从事写作的人，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作家，大概都纠结过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分享给身边的人？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每个作者都会希望得到读者反馈，都有展示作品的自然冲动。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这些普通人达不到孔子老人家的标准，恐怕还是希望「知我者」多些才好。我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候，每成一篇，便兴冲冲地转给亲友同事。可日子久了，这股热情也就淡了。因为我逐渐发现，你最亲近的人，往往不是你最好的读者。 有些人压根就不爱看书，对文学一窍不通；有些人则口味专一，只爱言情或侦探。你生活中的伙伴，不一定是你作品的受众。硬把作品塞给他们，既是强人所难，也是自讨没趣。出于情面，他们或许不得不读，但大多给不出像样的反馈，只能敷衍几句客套话。若是发现他们根本一字未读，你又难免失落。吾之蜜糖，彼之砒霜，何必将个人喜好强加于人？从前有个笑话，说一人酷爱给扇子题字，朋友见了他都要下跪求饶要他别写，大抵是同样的道理。 假设你真有一个热爱文学的挚友，你也信任他对文学的意见，我也劝你谨慎掂量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陌生人在网络上的品评，看过笑笑便罢；可熟人的否定，往往更有杀伤力。毛姆在《巨匠与杰作》里写了一则福楼拜的轶事，据说福楼拜在写完《圣安东尼的诱惑》后，叫来两个最好的朋友，把书念给他们听。福楼拜念了四天，每天八小时。朋友等到听完全书才发表意见，其中一个说：「你应该把这本书扔到火里去，不要再提起它。」这件事给了福楼拜极大的打击，险些毁掉了一代文豪的自信。好作品多是反复打磨出来的，大作家的初稿也未必惊艳。若因朋友一句恶评而折了笔杆，岂非得不偿失？ 朋友的推崇也未必是好事。漫画《死神》里的蓝染有句名言：「崇拜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感情」。哪怕是那个把你视为天才的知己，也可能因为太爱你、太熟悉你，而用他自己的价值观「绑架」了你的作品。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是他的「迷弟」，当卡夫卡对自己充满厌恶和怀疑时，布罗德坚定不移地认为卡夫卡是个天才。在卡夫卡去世后，布罗德非但没有按照遗嘱烧掉卡夫卡的手稿，反而全部出版，连日记书信都不放过。虽然这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可我不确定卡夫卡本人会不会高兴。布罗德对卡夫卡的解读是完全宗教式，他把卡夫卡推上神坛，成了一个宗教圣人，甚至按照自己的理解擅自编辑卡夫卡的遗稿。布罗德孜孜不倦地「解读」卡夫卡，反而造成了理解卡夫卡的障碍。 更深层的隐患，...

我自从十九岁到外地上大学，常年与父母两地分居，一两年才能见一面，养成了定期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这些年下来通话次数早就超过了千次。我母亲总爱抱怨我打电话时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不说几句正经事。可我不是国家总统，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中无非是些柴米油盐的琐碎事，哪有那么多正经事可以聊一千次？无聊是现代生活的通病，从出生到去世我们的生活早就被规划好了。成年人被限制在朝九晚五的工作里，除了周末去看场电影、夏天去海滨度假，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超出常规的事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才是真正的生活。可惜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的冒险精神都停留在幻想里，只能在书本和影视中寻求刺激。说到底，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了探索和冒险的空间，政府和资本家早就无孔不入地掌控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即使有这样的空间恐怕也是收费的，并且要额外支付百分之十的税。 可是总有人不甘心平凡的生活，想要在乏味的日常之外寻找额外的乐趣，我的朋友乔埃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交友甚广，乐于接触超出常识的古怪人物。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员还是卖奇怪产品的推销员，他都能津津有味地与其交谈。他一半的朋友相信地球是平的，另一半相信外星人。他经常跟我讲一些奇人轶闻，让我听得目瞪口呆。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也有被无聊困扰的时候。他似乎再也遇不到有趣的人，再也没有离奇的经历了。他每天唉声叹气，一点精神都没有。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最近太闲了。他从事过很多工作，但是很容易对工作失去兴趣，每一次都做不久，目前正赋闲在家。为了鼓励他振作起来，我跟他说其实平凡人也有不平凡之处，只是不为人所知罢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帕斯卡，他看起来无可挑剔。他相貌出众，是一个金发美男子。他待人亲切，乐于助人，工作能力强又勤奋。可是这样的一个人，谁能保证他不会藏着什么秘密呢？我闲着无事时喜欢看惊悚电影，里面的连环杀手往往都很有魅力，让身边的人根本意识不到危险。我曾经跟帕斯卡开玩笑说他太完美了，他要么是间谍要么是连环杀手。 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乔埃尔却真的对帕斯卡起了兴趣。过了几个星期，乔埃尔兴致冲冲地约我见面。我们隔天晚上去了常去的小酒馆。他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颓态，一脸洋洋得意，说是要告诉我一个大秘密。 他一开口我就吃了一惊，原来他这段时间都在跟踪帕斯卡。现代人是没有多少隐私的，他知道帕斯卡的名字，又知道我的公司，很快就在网上查到了帕斯卡的照片，然后找机会尾随...

  当我从马来西亚返回法国时，七月热浪肆虐，法国居然比马来西亚还要热。回来后只休息了两天，紧接着就又投入了辛苦的工作，加上时差的副作用，身心都难以适应。我经常觉得，在旅行之后还要再休息一周才能调整回原来的作息，可惜世上没有这种好事。 旅行归来后我经常跟朋友同事们讲起我在马来西亚的经历。不过多数时间都是我的表达欲比较高，听众倒是未必有多热心，此乃人之常情。所以我每次都尽量长话短说，把细节都留在自己的笔记里了。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这次旅行基本符合我出发前的预期，整个行程没出现太大差错。 马来西亚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虽然我一直待在同一个国家里，但是并不觉得单调。我印象最深的是金马伦高原的茶田和兰卡威的红树林，都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我在中国长大，在法国生活，中法两国都有历史悠久的美食文化，所以我自然很重视美食。马来西亚是一个美食天堂，让我的食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物产丰富，融合了中国、印度、伊斯兰的烹饪技巧，除了在游客区几次稀少的踩雷经历，基本上每天都吃得很好。 马来西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多元文化，我不仅体验了马来文化，在每个城市都去了华人和印度人社区。我亲身体会到穆斯林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我在法国接触的穆斯林多数来自于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我在伊斯坦布尔接触了中东伊斯兰文化，这次又体验了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尽管我们经常把所有穆斯林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群体，其实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我很想将来去中亚看一看。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常有时空穿越之感，参观南洋华商的豪宅好似到了平行世界的晚清和民国。我对印度文化所知甚少，这次旅行激发了我对印度神话的兴趣。 我不想多谈政治问题，但我感受到这几个民族之间并非完全和睦相处。马来西亚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优待马来人，少数民族遭到不平等对待。我在这三个星期了养成了看马来西亚华人Youtube频道的习惯，也与当地华人做过一些交流，了解到华人不少难处，印度人的生活甚至更难。 在兰卡威随处可见一种枝条纤细浓密的树，我在网上查到这是木麻黄，立即想起了毛姆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完全基于殖民视角，与我在马来西亚的体验大相径庭。这提醒我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变化非常快。我觉得这里像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试验场，我希望平等博爱能终能战胜狭隘的民族主义。 今年泰...

  我到兰卡威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我订的酒店在兰卡威东南角的瓜镇附近，位置比预想中偏僻许多，简直是在深山老林之中。周围的树林有很多猴子（酒店警告不要把垃圾留在门外，会引来猴子），一直能听到鸟叫虫鸣。好巧不巧上山去酒店的路坏了，进出酒店都要坐酒店提供的接驳车，很不方便。房间内的设施很简陋，隔音很差。这家酒店的房间环绕着一个露天游泳池，晚上请了歌手在游泳池旁边的吧台唱歌，一直唱到很晚，吵得我没法睡觉。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歌手每周至少要来唱三次，这件事完全没有在预定酒店时提起。我只住了一晚就退房了，搬到了西南边的珍南。 在搬到珍南之前，我在瓜镇逛了一天。往好听了说，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当地人的生活气息；往差了说，这里根本不是个旅游城市，不值得一来。镇上唯一的景点就是巨鹰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展翅老鹰雕像。这种红褐色老鹰是当地著名的动物，据说兰卡威就得名于此。后来我在参观红树林时，导游解释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种鹰，而是鸢。鹰、隼、鵟、鸢、鹞这些猛禽，我想一般人都很难分清楚，口语中就笼统都称之为鹰了。 我临时换的这间旅馆位置很好，步行十分钟就到了珍南海滩。缺点就是附近停车场野狗很多，下雨时会整夜嚎叫，很瘆人。珍南海滩虽然有过于商业化之嫌，但是到了这里我才感觉度假开始了。 我在兰卡威这一周很懒散放松，多半时间都在看书，没做太多活动，只挑几个印象比较深的说一说。 我先去了兰卡威海底世界。这里面积很大，不仅有海洋动物，还有许多热带鸟兽。最漂亮的是水母，在灯光映衬下太梦幻了，简直是外星生物。 天空之桥是兰卡威为数不多的必去景点之一。这座桥有一百多米长，海拔七百米高，像是浮在空中的一条银色鳗鱼。我平常本来有点儿怕高，在这里却并不觉得很惊险，大概是因为身边游客太多了吧。 后面几天我又搬到了兰卡威北边的丹绒鲁，这里有兰卡威最好的海滩。因为交通不便，这边反而游客稀少，比珍南安静许多。住在这边的一大好处是离红树林很近。红树林是兰卡威最大的特色，不仅可以看到红树林奇观，还可以参观蝙蝠洞、喂老鹰，足够玩上一天。这里的动物习惯了人类饲喂，已经懒得自己觅食了。听导游说新冠期间旅游停业，这里的猴子一时之间不适应没人喂食，甚至跑到附近的镇上去了。 最后聊聊美食。因为兰卡威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站，我带着「查缺补漏」的心态，吃了之前遗漏的美食。 马来西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一直到了兰卡威才第一次吃煎蕊和肉骨...

  我早起乘火车从怡保去北海，然后乘渡轮前往乔治市。我好久没坐船了，上次还是在伊斯坦布尔，偶尔坐船也挺有意思的。不过当天阴云密布，海水看起来很浑浊，景色稍微差一些。 抵达乔治市时还不到酒店办理入住的时间，我就先去吃午餐。来马来西亚这么久，说实话我已经想换换口味，中午去吃了一家土耳其饭店，烤羊排很美味。马来西亚之所以是美食之国，不仅在于当地的美味，更在于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可以轻松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这里的泰国菜和印尼菜非常普及，随处可见。大概是因为中东游客和文化相似性，这里的中东菜也很流行。汉堡、意面、披萨这类西餐哪国都有，就更不必多说了。所以在这里吃东西选择很多，不会吃腻。 酒店给了我一个小惊喜，由于预订的房型已满，酒店免费帮我升级到了一个更豪华的房间。这套房间超过一百平米，有三间卧室，工作人员锁上了其中两间，其余空间都可以随意使用。阳台可以漂亮的海景，在海天交接处远远望见几个小岛。来到马来西亚后，我时不时会产生自己是个有钱人的错觉，这种错觉此刻格外强烈。 我在老城闲逛时，经常觉得景色似曾相识，仿佛马六甲和怡保的剪影在这里重叠。比如说这里的壁画，最有名的几幅跟怡保的壁画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第二次见到就没那么印象深刻。每一处壁画都有游客聚集拍照，减少了自己寻找壁画的惊喜。再比如说在窄巷上悬挂五颜六色的雨伞，这种雨伞巷我在怡保同样见到过。这里华人社区的会所和公司（不是现代语境中的公司，而是宗祠的意思），我在马六甲也都见过相似的场所。因为一周前才去过马六甲娘惹博物馆，我就没去同样由娘惹旧宅改建而成的侨生博物馆。不过我倒是又找了一家娘惹餐馆，再一次品尝了娘惹菜。唯一让我觉得有些特别的是姓氏桥。福建人十九世纪下南洋到槟城，以捕鱼和海运为生。他们沿海搭建起高脚木屋，按照姓氏聚居，后来就成了姓周桥、姓林桥、姓陈桥等水上村落，迄今依然有人居住。 酒店里贴了害虫警告，提醒住客当心查理蚂蚁。我一开始没当回事，没想到晚上真在洗手间见到了这种「蚂蚁」。这种虫子其实不是蚂蚁，而是隐翅虫，虽然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如果接触到它体内的毒液会导致严重的皮炎。后来在露天泳池我又看到了好几只。我学了乖，门窗紧闭，晚上开灯前也先拉好窗帘，避免灯光吸引它们。 隔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搭乘缆车去升旗山。然而，刚到山脚就看到了缆车停运的通知，正好赶上为期一周的维修。我询问工作人员...

  正如前文所说，马来西亚是一个不适合步行的国家，我出门主要靠网约车。但金马伦高原位置偏远，网约车可遇不可求，当地人大多自驾前往。我原本计划在这里住两天，考虑到交通不便，最后改为住在怡保，然后包车一日游。 这天的行程排得很满，我早上七点就出发了。司机是位年近五十的怡保人，也兼任向导。他做这行大半辈子了，手下还有两个司机，儿子也子承父业。司机很健谈，一路上问我们来马来西亚去了哪里、在怡保玩了什么。他提到怡保美食时赞不绝口，特别推荐白咖啡配加央酱三明治，说是人间美味。 从怡保到金马伦要两个小时车程。一路上，先是群山环绕，随后沿着新修的山路蜿蜒向上，司机说这条路比旧路安全不少。路上经过雨林，司机介绍说可以徒步。我们还经过了金马伦打工者聚居的村落，远远就望见一座印度庙。 因为起得早，我在车上迷迷糊糊半梦半醒。两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到了山坡上的一处茶田。放眼望去，绿色的茶田覆盖了漫山遍野，一望无际。茶田被均匀地分割成一个个横竖相间的方格，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出发前我虽然看过金马伦高原的茶田图片，但亲身体验的意义就在于此，这种感受无法被图片取代。 金马伦的美不仅在于自然环境，更在于它与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形成的鲜明反差。马来西亚是一个湿热的国家，在这里待了一周，我已经习惯了酷热，突然来到金马伦高原，气候立即变得凉爽起来。金马伦是避暑胜地，属于高地气候，常年气温只有二十度左右。我只穿了夏天的短裤，早上甚至感觉有点凉飕飕。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凉爽的气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之前的行程都在城市里，突然来到美丽的大自然，身心都感到放松和愉快。 我虽然不懂茶，但到了这里也产生了兴趣，于是在网上查询了适合茶叶种植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茶叶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气温不宜过高或过低；对降水需求很大，但要求分布均匀；土壤要排水好，避免根部积水腐烂。此外，茶树喜欢高湿度，不喜欢强烈阳光直射，而昼夜温差大则有利于积累茶叶风味。综合以上因素，著名的茶叶产地大多位于云雾缭绕的高海拔山区，金马伦高原正是绝佳的地理位置。英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这里适合种植温带作物，并将这里打造成了茶叶、蔬果产地以及避暑胜地。 金马伦高原有多处茶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宝乐（BOH）。它始建于英国殖民时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茶叶生产商。有趣的是，这个名字竟然源自闽南语的「武夷（Bohea）」，而Bohea在英语里也正是武夷岩茶的译名。...

  上周末，我又一次被大卫·林奇的电影《内陆帝国》折磨了一番。看完后，我不确定自己看懂了多少，说不清它是不是一部好电影，甚至连自己的感受都无法言说。这种困惑的观影经历几乎每次都重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林奇，至少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喜欢，但奇怪的是，我却已经看完了他所有的电影和三季《双峰》。这让我不禁追问：林奇的魅力到底何在？为什么在体会到困惑、压抑、甚至恐怖后，我依然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 我觉得林奇的第一个长处是他的独特性。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我已经看过上千部电影，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看一部标准工业化的电影，比如漫威超级英雄片，我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波动。但林奇的电影是个人化的，纯粹是他个人审美的投射。每次看他的作品，都能给我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未必是令人愉快的，但总是像一个烙印般留在脑海里。在媒体爆炸的时代，如果只是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又有什么必要被创作出来呢？我认为原创是艺术最重要的特质。 然而，仅仅是独特还不足以吸引人。这世界上有无数小众实验影片，远比林奇的电影更疯狂，我却没耐心去看。林奇的第二个长处是，无论他的主题和风格多么另类，总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外壳。看他的作品，我从来不会感到沉闷。他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悬疑元素，能激起观众的好奇心。比如在《妖夜荒踪》的开头，主角收到奇怪的录像带，里面竟然是他家里的影像，观众自然会好奇：这录像带是谁录的？带着什么目的？而且，林奇在视觉和音效上都是大师，总有几个镜头让人难以忘怀，比如《穆赫兰道》中那段剧院听歌的戏，或者《我心狂野》里劳拉·邓恩和尼古拉斯·凯奇在路上狂舞的片段。即便抛开上下文，单凭这些镜头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聊到林奇，就无法避开「看不懂」这个房中的大象。大多数观众所说的「看懂」，意味着能理解导演的意图、理清故事脉络、明白人物动机。但在林奇的电影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拿《内陆帝国》来说，片中充斥着意味不明的镜头：那些兔子、跳舞的妓女，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林奇本人也从不解释他的作品，我想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答。 我认为，要欣赏林奇的电影，观众需要做出妥协：放弃对每一个镜头进行清晰的理性解释。其实，不只是林奇，要欣赏很多艺术，有时就需要暂时抛开逻辑思考。艺术是非理性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句诗、每一笔画、每一个音符都能用理性来解释。就像读...

  如果说马六甲的景点让我感觉平平无奇，怡保则让我纳闷：咦？这也算一个景点？ 我是乘火车去的怡保，怡保火车站据说是「怡保的泰姬陵」。这种称号看似赞扬，其实非常掉价。何况它甚至不敢自称「马来西亚的泰姬陵」，只说是「怡保的」，含金量自然更低。除了同样是左右对称的白色建筑，并且混合了英国和亚洲的建筑风格，这个火车站与泰姬陵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如果只是闲逛时碰巧见到，我也许会觉得惊艳，可是当成景点来审视就差了些意思。我猜多数人都是同样的想法吧，晚上我在怡保散步时，车站广场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踪迹，只遇到一对印度新人在拍婚纱照。 怡保有名的二奶巷也让我大失所望，巷子很窄很短，里面都是小卖店和小吃店，卖的东西与所有游客区的商业街一模一样。 这里有名的壁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居然是当地政府邀请立陶宛艺术家画的，距今不过十来年。这些壁画很生活化，看了让人会心一笑，但也不至于值得大老远跑过去专门看一眼。 我觉得怡保的魅力并不在哪一处具体的景点，而是整体上的怀旧氛围。怡保是因为采矿而在十九世纪末急速发展出来的城市，曾经是繁荣的「锡都」，可是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锡价下降和矿场关闭，怡保又匆匆走向衰落。在怡保的新场街随处可以见到这种大起大落留下的岁月痕迹，一排排废弃的中式风格老建筑墙壁斑驳、招牌褪色，只有楼下还在卖河粉和豆花。我好奇这些旧楼是如何在怡保转型为旅游城市后，逃过翻修与拆除而得以保留。大概是因为产权复杂，当年的房主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法轻易处理，政府也不愿花这么一大笔费用。究其根本，还是怡保没有了当年的繁华。我在十字街头看见一栋气派的三层建筑，楼顶上写着「东亚旅店天台花园」，据说曾经是怡保最豪华的高级旅店，在抗日期间曾是谍报场所，不知上演过多少故事；可是荒废了半个世纪之后，当年的风采早已成了梦幻泡影。要是想看当年的旧南洋、旧香港，怡保仿佛是座天然的博物馆。 怡保的山洞是另一特色。怡保被石灰岩山峰环绕，在千百万年的雨水冲刷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溶洞和隧道。受时间限制，我只去了相邻的三宝洞和南天洞。虽然一个是佛寺一个是道观，但是风格相似，将人工建筑与天然的石灰岩洞相结合。洞门前有池塘，有亭台，有假山，反映了中国园林的风格。洞外池塘里有锦鲤，三宝洞庭院内还有个龟池。假山上有许多精致迷你的人物和建筑雕塑，要仔细看才能全都找出来。寺庙内有众多神佛的画像和雕塑，除了常见的那...

  要欣赏马六甲这样的城市，游客需要有一些想象力。比如说这里最出名的景点荷兰红屋广场，那里的官邸、教堂、钟楼看起来都平平无奇，除了漆成红色以外实在没什么特点，我实在没法说这些建筑给我带来多少审美享受。再比如圣保罗教堂和圣地亚哥城门，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没什么好看的，而且也算不上多古老。假如把这些建筑移到欧洲去，恐怕都算不上什么景点。这些纯粹欧洲式的建筑，出现在东南亚的热带土地上，这种殖民文化造成的奇异错位感，大概才是最大的看点。 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东西方海运的生命线。这样极端重要的地理位置，导致马六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多国轮番侵占。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到之后的荷兰人、英国人，再到二战时的日本人，殖民者轮番登场，直到1957年马来西亚才得以独立。 我在马六甲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发现各国殖民者的策略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葡萄牙人采用粗暴的军事征服，推行同化政策，热衷于与当地人通婚；荷兰人是利益至上的商人，只关心做生意，追求贸易垄断；英国人是最精明的统治者，擅长利用当地已有的社会结构，借手代理人管辖殖民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殖民体系；日本人则是纯粹的掠夺剥削，其手法最为残酷和恶劣。 中国人自然都知道郑和，不过未必有多深的认知，大概只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短短的介绍。我到了鸡场街，看见门口的告示牌，才知道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有五次都到了马六甲。这里有许许多多纪念郑和的遗址、博物馆和文化活动。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抵达马六甲，却不曾以武力侵犯，与欧洲殖民者的野蛮掠夺形成鲜明对比。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二百多艘船，将近三万船员，耗资无可计数，到底有怎样的目的？虽然郑和下西洋带来朝贡和贸易利益，但和天文数字的成本比起来还是亏本买卖。郑和扫除海盗、扶持小国，短时间内建立了政治影响，但是明朝并没有长期经营，很快就被伊斯兰政权和欧洲殖民者取代了。这种远航探险始终违背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国策，只是永乐帝个人的政治追求，难免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国和马六甲的大规模贸易与移民，峇峇娘惹就是这些早期华人移民的后代。我一直觉得娘惹文化很奇妙，他们的服装、饮食、生活习惯都保留了中华特色，又融合了马来当地和西方殖民文化的风格，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又别具一格，好像是平行世界的中国。马六甲的峇峇娘惹遗产博物馆是必游景点，由南洋富商的娘惹豪宅改造而成，看起来很有民国风格...

  在出发之前，天气是我最大的担忧。马来西亚地处热带，虽说六月并非雨季，可西马从南到北气候各异，实在难以预料会不会撞上连绵阴雨。幸运的是，我在吉隆坡这三天阳光充沛，完全没下雨。 我也害怕天气太热。虽然预先知道马来西亚肯定很热，但具体怎么个热法，还是要亲身体验。从吉隆坡的机场走出来，迎面就是一股热浪。一开始我觉得还行，气温不过三十多度，还热不死人。但潮湿才是更难熬的，好像把热量黏在了皮肤上，甩也甩不掉。 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在抵达后很快就理解了，比如说不爱走路。在欧洲步行二三十分钟的距离，在马来西亚却几乎一定要打车。上午刚到酒店，离入住时间尚早，我放下行李便决定在附近逛逛。酒店位于吉隆坡东北角，步行二十分钟就能到双子塔或武吉免登，我选择先去双子塔。不曾想，短短路程已让我浑身大汗，几乎虚脱。这里的闷热，实在不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步行，更何况许多地方没有人行道和斑马线，甚至更倒霉的是，走到一半人行道没了踪影，四面八方车流穿梭，令人寸步难行。大概政府觉得反正没几个人走路，干脆就不修人行道了。或许是油价低廉，家家户户都有车，网约车更是便宜到几乎取代了公共交通。我很快就适应了出门叫车，在空调车里吹风，比在外面走路舒服又安全太多了。 双子塔是吉隆坡的地标建筑，名气很大，可是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这种摩天大楼哪个大城市都有，真的见怪不怪了。旁边就是购物中心阳光广场，我趁着还没中暑，赶紧进去凉快一下。网上的吉隆坡旅游攻略里总提到购物中心，我之前还感到莫名其妙，这怎么也能算是景点。后来发现当地人的确喜欢逛商场，既凉快又可以吃吃喝喝。 美食是这次旅行的重点。我在马来西亚的第一餐是在关太太厨房（Madam Kwan’s）吃的椰浆饭。椰浆饭是马来西亚的国菜，果然没让我失望。东南亚菜在烹调手法上跟中餐很相似，主要特色是采用当地的水果和香料。椰浆饭顾名思义，就是用椰肉榨出来的浆水煮米饭，米饭有一股浓郁的椰香味。椰浆饭搭配多种小菜一起吃，一般必有黄瓜片、小江鱼仔、花生、空心菜、鸡蛋、腌菜与叁峇醬。这些小菜口味多样，开胃又解腻。搭配的肉类可以自选，我这一餐选的是咖喱鸡肉，汤汁香浓，肉质肥美。我还点了沙嗲串，对我来说稍嫌偏甜。因为天气炎热，马来西亚人喜欢喝冷饮，这里的饮品种类非常丰富，味道都很好，就是太甜了些。比如说这里的茶默认加糖加奶，连果汁都要加糖，我每次都要特意嘱咐低糖。 吃过午饭后我...